德语媒体:对圣座的侮辱 共产党的胜利

一条河改名和一份历史性的协议让德语媒体继续关注中国的宗教自由。文章指出,中国对内正在系统性的限制伊斯兰教的影响,对外,让梵蒂冈接受了一份耻辱性协议。

(德国之声中文网)《南德意志报》发表文章,特别关注了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流经该区的"艾依河"改名为"典农河"的做法。文章指出,北京越来越系统性的抵制宗教的影响,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觉得一条河的名字听上去穆斯林味道太浓,甚至会为它改名。

作者在文章开头分析改名的原因写道:"传统的名字艾依据说听上去有点像阿拉伯词语的阿伊莎,也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第三个妻子……在中文里,艾依的另一种发音也可以被理解为爱意,也就是说其实不太会和听上去像阿拉伯语的名字混淆。观察者们认为,改名的决定更多的展现了中国是如何系统性的打击宗教的。尤其针对的是伊斯兰以及其文化影响力。"

作者在文章中分析称:"'汉化宗教'的要求是党主席习近平提出来的。按照这位中国国家主席的意思,宗教应该服务于党,稳固党的领导地位。2017年,北京推出了15年来最新的宗教团体管理规定。虽然从官方的角度来说,中国从1982年开始就保护宗教自由。但在观察人士看来,自从中国将保护宗教自由纳入宪法后,对宗教的打击力度实际上是增加了。政府把各处的基督教会团体视为危险,因为它们支持组建公民社会的努力。另一方面,穆斯林团体被视为挑衅催生恐怖主义和独立运动的一方。"

共产党领导层的胜利

于此同时,奥地利的《新闻报》也把关注点集中在中国的宗教事务上。该报不久前发表文章关注中国官方和梵蒂冈最新就主教任命事宜达成的协议。文章在引文中指出:"刚刚和中国达成的协议其实是对圣座最大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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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经过多年的角力后,圣座和中国达成的协议其实是共产党领导层的胜利。梵蒂冈遭受了最大程度的侮辱。它在承认北京跨过教宗指定的天主教爱国党主教的同时,没有得到任何回报。"

作者随后写道:"罗马给出的理由是,想克服中国教会分裂的现状。其实教会在很多地点,很多时候都是出于分裂的状态。尤其是现在,神圣的天主教会正因为它的神职人员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亵童行为而面临被分裂的危险。教会中的各种分裂虽然总是着实会让信徒们痛心疾首。但是在中国,必须能接受、忍受这种分裂。只有在彻底闭上双眼,不顾信徒和各种宗教在中国所遭受的苦难时,才能达成这种协议。"

文章在结尾写道:"所有希望中国能成为第二个新加坡--一个虽然没有民主,但可以保护宗教自由和少数民族的国家。现在这个希望已经破灭……这个人民共和国正在国际舞台上寻求认可。这是达成协议的原因--不是因为北京对宗教总体上、尤其是对天主教的态度有所改变。梵蒂冈甘愿被蒙蔽,就像在墨索里尼统治时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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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监控的天主教会

据估计中国有1200万名天主教徒。而中国是一个大部分国民不信教的世俗国家。 1957年,共产党政府成立了“天主教爱国会”(KPV) - 一个由国家控制的官方教会。任何想要在中国信奉天主教的人,都必须加入天主教爱国会(K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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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梵蒂冈:持续了几十年的冲突

但中国的天主教徒是分裂的。只有大约一半属于国家控制的天主教爱国会 。其追随者不承认教宗是天主教的最高领袖。而中国的另一部分天主教徒,也就是所谓的地下天主教徒则忠于罗马教宗及其在中国的最高代表贾治国主教(Julius Jia Zhigou )。他们在所谓的“地下教会”传播其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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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权任命主教?

中国国家承认的天主教爱国会与梵蒂冈之间争议的焦点是应该由谁来任命主教和神父,如鞠瑞彬主教。北京则自己任命主教。但是根据梵蒂冈的教规,主教要由教宗来任命。此外,梵蒂冈与中国之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却同北京不承认有独立主权的台湾建有外交关系,这给梵蒂冈与北京之间的关系蒙上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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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主教的混乱状况

中国北方一个名叫友通村的村庄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天主教的混乱状况。该村共有5000多村民,其中约有一半是天主教徒。村里有一个国家认可的教会,另外还有两个大型地下教会和许多非正式的小型家庭教会。正式教会的信徒也会在公共场合公开展示其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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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宗教法威胁信仰自由

像这样的地下教会一般情况下被容忍,但受到当局的严格监控。家庭教会只要不举行大规模的集会活动通常不被重视。然而,2018年2月一部新的宗教法生效,宗教活动将受到更严格的监控。因此,中国天主教徒担心今后会受到更多的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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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宗教法加强对教会的管制

现在,国家教会的宗教事务也开始受到限制。教堂的十字架被拆除。教宗方济各一世显然正在考虑承认中国官方承认的教会主教。作为回报,北京应该在挑选主教方面让教宗拥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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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导致不确定性

中国政府和梵蒂冈之间有可能达成的协议让很多天主教徒感到不安。他们担心这会加剧教区的分裂。还有一些人希望能够享有更多的自由。董冠华牧师(图片)认为,这笔交易可能会让更多的人进入像他这样的非官方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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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信仰何在?

对于来自友通村的裴资鸣来说,梵蒂冈和北京之间的不同利益是核心的问题。他说:“通过其建筑你就能看出什么才是这个国家真正重要的东西。许多欧洲国家规模最大的建筑是教堂。但是在中国最大的建筑物都是银行和政府机构,因为那才是他们真正的信仰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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