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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融入史:一听钟情

2018年9月22日

专栏作者张丹红将在一个文章系列里回忆她如何开始在中国学德语以及她在德国30年的经历。一切都是从一场口试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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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Danhong
本文作者张丹红图像来源: Volker Glasow

(德国之声中文网)那是一场很特别的考试:我只需要重复考官们说的句子 - 一个考官说一种外语,都是我活了八年从没有听过的语言。大概我具有鹦鹉学舌的天赋,考官的脸上浮现出满意的笑容。

其中的一种语言格外对我的路:她听起来很有金属性和节奏感,一个个音节切割干净,使单词和词组显得清晰易辨,琅琅上口。考试结束后,那位讲这门外语的女老师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如果一切顺利,你会分到德语班。"

那是1974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中国肆虐八年。毛泽东把被打入冷宫的邓小平召回中央主持日常工作,既减轻重病的周恩来的压力,又可以控制以毛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学校渐渐恢复正常秩序。北京的外国语学校也在挑选有语言天赋、同时五官比较端正的小学生,为外交部培养后备力量。不过,文革阴魂不散。外国语学校的最重要录取标准既不是学习成绩,也不是语言天赋,而是家庭的政治背景。未来的外交官自然要根正苗红。

素不相识的爷爷毁了我的前程

我当然是红苗一颗,因为爸爸妈妈都是正直的干部和骄傲的党员。不过,要审查我这颗苗的成分,单看父母是不够的,还要看他们的父母是否在解放前当过地主和资本家,是否存在剥削劳苦大众的污点。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弱不禁风的姥姥曾经是个剥削者。可是另外三位祖父母都在我出生前过世了,我可不敢为这些素不相识的人打保票。

最终使我没有上成德语班的原因是我爷爷。其实,他既非资本家,也不是大地主。爸爸说,他是村子里的秀才,不是干庄稼活儿的料,所以农忙的时候需要雇帮工。单单这一点就导致他在划阶级成分的时候被归入富农的行列。"你爷爷对雇工很尊敬,根本谈不上剥削",爸爸为挽救爷爷的名誉极力向我表白。不过这也帮不了我什么忙了。富农严格说来不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不是革命倚赖的对象。由此看来,我不是红苗,最多是粉红色的苗。

对德语的好奇

一个辉煌的外交官生涯就这样被扼杀在了萌芽当中。学校老师对我投来同情的目光,父亲的眼神中还掺杂着歉疚。后来我想,其实我完全可以做伤心状,这样在家里和学校就可以享受好一阵的特殊待遇。

不过我真的没有受挫感。相反,没获得进德语班的资格在我心里引发了一种典型的逆反:有什么了不起,这么一种听起来像行军令的、硬邦邦的语言,不学也罢。

不过逆反之后,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好奇。我在父母的书架上搜寻德国文学作品,发现了歌德的诗剧"浮士德",是革命家兼诗人的郭沫若翻译的。后来我听说郭沫若根本不懂德语,是他请人把浮士德博士、平民美女格蕾琴和魔鬼的故事讲给他听,之后进行了再创作。两位诗人彼此交融的语言使我感到震撼,尽管我对"浮士德"的内容完全是云里雾里。那一年我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