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融入史（22）：文化休克狂欢节

（德国之声中文网）圣赛福林生活于五世纪，是科隆的第三任大主教。今天，赛福林的石像矗立在科隆城南，守护着以他命名的教堂和一座昔日的修道院。该修道院今天是女性宿舍楼，1989年初我搬到那里的时候，左邻右舍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客籍女工。我与50岁上下的西班牙人卡门同住一室。她是一名纺织女工，每月省吃俭用，将工资的大部分寄回家。

从二月初开始，空气中似乎有种异样的东西：越来越多的人化妆成小丑、乞丐、骑士或巫婆。令人奇怪的是：没有人对这些奇装异服感到奇怪，直到二月的某一天我倒招来异样的目光，因为大街上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怪异打扮的人。晚上10点我正准备洗漱上床，三个笑做一团的女人破门而入。由于妆扮与往日迥异，因此我第一眼没有认出她们。卡门拽住我的胳膊说："今天你不能这么早睡。今天是妇女狂欢节，你和我们出去庆祝。"

一个不吝惜吻的节日

接着，三人往我头发上撒金粉，并用口红在我脸上画了个大大的心形。在进入老城一座酒馆之前，她们将妇女狂欢节的最重要规则告诉我："呆会儿男人亲你脸颊，你可不许生气。"我心想，这点儿牺牲还可以接受。

酒馆的门刚开个缝，尼古丁、酒精和汗液的混合气味便扑面而来，令人窒息。我们四个女人马上被两个男人迎住，其中一个说："去我们桌儿，我们可以挤一挤。"他斜眼打量我，好像我是外星人，接着有些不怀好意地说："你可以坐我腿上。"我假装没听见，在卡门和另一个男人之间勉强坐下。男人问都不问我们，马上给我们点了两杯科隆啤酒。

除我之外，大家对扩音器里传出的歌曲似乎都很熟悉，每到叠句，都扯着嗓子大合唱。当一首旋律舒缓的歌曲响起时，大家像约好了一样，挽起邻座的手臂，虽着歌曲节奏将上半身左右摆动。我的邻座好像还不过瘾，不由分说地把我拉进舞池，和我跳起贴面舞。我们像拔河一样，他把我拉近两厘米，我便挣脱一厘米。为了逃避他全身散发的异味，我干脆屏住了呼吸。大约一分钟以后，缺氧的感觉让我头痛，我向卡门投去哀求的目光，她可怜我这个狂欢节的新手，起身和我回家。那个晚上，我学会了一个新词：schunkeln（身体随音乐节拍左右晃动）。

渴望性爱 - 与陌生人

周六晚上，我和克里斯蒂安在老城区徜徉。透过一个酒馆敞开的大门，我们看到一对男女正忘我地交换着唾液。"我敢打赌，他俩今晚第一次见面，而且一会儿去酒店开房"，克里斯蒂安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他的话印证了我白天在一家地区小报上读到的大标题："90% 的科隆人渴望在狂欢节期间得到性爱 - 与陌生人"。借助酒精降低性伙伴大掉换的羞耻感 - 这就是狂欢节？

克里斯蒂安感到有义务让我见识一下玫瑰星期一的花车游行。据他说，观看游行的主要目的是争抢花车投向观众的各种零食和花束。我们占据了一个十分有利的位置。这意味着：接近游行起始点，此时的花车满载着各种甜食和小礼物，花车人开始的时候情绪高涨，并因此而慷慨大方；我们站的地方位于花车的右边，因为大部分不是左撇子，投掷东西的方向一般是右边；我们站在一家酒馆前面，这样买啤酒以及随后上厕所都很方便。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我们未能站到最前排。我前面高高大大的德国人总能成功在空中拦截花车投下来的东西。单是抢不过德国人这一点，还不会让我太沮丧，挥之不去的是那种不是他们当中一分子的感觉。

紫罗兰星期二的灾难

玫瑰星期一之后的一天也有个很好听的名字 - 紫罗兰星期二，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所谓圣灰星期三是政治家展现自己演说才能的日子。紫罗兰星期日那天，我乘有轨电车去市中心办事。回来路上，我正庆幸来德国以后的第一个狂欢节即将过去，电车座位的后面骤然响起一阵嘈杂刺耳的打击乐声。原来我身后是七、八个喝高了的某狂欢节俱乐部的年轻男子。此时我犯了一个严重错误：用双手堵住了耳朵。一个男人用摇鼓敲我的头："嗨，小朋友，我们吵你了？"酒精的作用使他不知轻重，大概当头一棒就是我现在的感觉。

几天来挤压的无奈和沮丧终于找到了发泄的阀门，不听话的眼泪顺着脸颊流淌。当敲打我的男子发现他误以为坐在前面的牛仔衣短发女子是个男孩子时，就被吓醒了一半，尴尬地嘀咕了一句"对不起"。有轨电车里鸦雀无声。我在下一站提前下车，步行回到圣赛福林的身边。在德国经历的第一个狂欢节对我来时是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休克，是一场灾难。

当从休克中恢复过来之后，我发现其实莱茵地区的狂欢节和中国的春节有可比性。连续性大吃大喝也是春节的确切写照 - 只是没有那么浓重的性爱色彩。狂欢节歌曲让我想起了文革期间的样板戏。由于曲目有限，受众有可能完全默记于心。于是我买了一张狂欢节歌曲的激光唱片，开始为下一个狂欢节演练。我发誓，即使耳膜震破，也不再堵住耳朵。为了融入德国社会，这一点儿牺牲不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