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日比较世界各国新闻自由

德国

新闻自由在德国由基本法第5章给予了保障性规定。国家给予在德国的记者以从事新闻职业的自由、建立新闻机构的自由和对当局可以起诉的信息要求权。

德国国家机构尊重新闻自由的情况总的来说是不错的，在2004年对世界165个国家新闻自由度调查后列出的排行表上，德国的新闻自由度排在第11位。但是德国也存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所谓的“西塞罗案例”。政治杂志“西塞罗”（Cicero）的一名记者撰写了伊拉克恐怖分子阿布.穆萨布.阿尔萨尔卡维的小传，文中引述了联邦刑警局保密资料中的信息。出于帮助泄密的怀疑，他查找的大量资料被没收。此事在德国引起了激烈的讨论，焦点是新闻自由和国家权利的界限究竟在哪里。

俄罗斯

俄罗斯的情况是：电视和广播这些大众传媒几乎没有新闻自由可言。自从打击关闭了独立的电视台NTV和TV6之后，国家垄断的电视台成了一个愚蠢的宣传机器，在一些批评者看来，情况甚至比上世纪70年代的苏联电视更糟糕。电视屏幕上不出现异议政治家，没有政治实况播出，除了长达几个小时的娱乐节目，就是怀念苏联时代的历史题材。

广播的情况差不了多少。著名的“莫斯科回声”广播台这样的独立电台受到越来越大的要求自检的压力。国外俄语广播如德国之声广播、BBC或RFI通过所谓重播台拆散重组，把政治性剥去。

报刊市场情况略有不同。有些独立报刊拥有有限的读者群。完全不同的是互联网，在网上可以看到俄罗斯国内和全世界的俄语网站，了解各种政治观点。但是，独立的记者在俄罗斯始终面临着被殴打和杀害的而最后破不了案的危险。各省的情况更要严重得多。俄罗斯的新闻自由可以归纳成一个公式：言论自由在俄罗斯是存在的，但发表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

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国家的新闻自由因国而异。今日真正有新闻自由的只有巴勒斯坦地区和黎巴嫩，不久前又有了个伊拉克。在埃及，尽管存在非常状态法，人们说那里有有限的新闻自由。其它阿拉伯国家虽然也说新闻自由，但总的来说是一句空话。

突尼斯政府拒绝让记者无国界的一名负责人入境参加信息峰会。摩洛哥当局逮捕了一家报纸的记者阿里.马拉贝特。他只是发表了一幅国王的漫画，被认为是污辱国王陛下和王朝。这名记者面临5年徒刑，这张报纸不许再出版，而且他在今后10年里不得再写和发表文章。

但是，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们近来越来越认识到新闻和言论自由对于一个国家的合法性的重要意义。

中国

谈到新闻自由，世界各国是言必称中国。结果是：新闻自由这个词在中国政府眼里不但没有越来越光辉，反而渐渐进入了实际忌讳区域。从文化革命到今天，中国的新闻自由走了一条曲线。八十年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新闻最自由的一段时间，八十年代末被封的世界经济导报等展开了一系列大胆的讨论。八十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后，九十年代可以说是新闻自由度往回走的年代。进入2000年后，可以说中国进入了言论和新闻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的大徘徊。一方面，中国对不喜欢的言论进行封锁，包括新闻媒体的关闭，谷歌的自律，雅虎的“配合”，从而使中国的一个负面不断出现在西方媒体的头版头条。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对有些事件的报导，比如腐败、矿难等等，允许报导的尺度有所放宽（当然是允许中国国内媒体报导）。有人会说，中国是进入了一个成熟的控制媒体阶段。但似乎也可以理解成：中国还不知道在这方面应该怎么走下去。还没想好。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最近的冰点事件。一个官方的媒体被封，创造了一个新纪录；在封了不久后重新启封，又创造了一个纪录。冰点被封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其它媒体事件不也有很大反响吗？至于冰点重新启封，原因究竟何在，世人并不明白。很大的可能是中国那些老党员的集体作用。但无论如何，封而又启，是一个罕见的事情。也许它恰恰象征了那种徘徊。这种徘徊最后引向何方，目前还难以定论。

美国

在美国，新闻自由也得到宪法的保证。应该说，美国是有相当新闻自由度的国家。但是，一旦涉及所谓保密信息，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就不得不与国家机器展开斗争。

最近的典型事例就是纽约时报记者尤迪特.米勒。她去年在监狱里度过了85天，因为她揭密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员瓦勒利.普莱默，然后拒绝告知所引用的保密情报的来源。尽管到处申诉，指出允许记者拥有保护来源的权利才是符合公共利益的，她还是受到了惩罚。

她曾经获得普利策奖。然而她的监狱经历却让许多记者胆战，尤其在引用匿名来源的信息方面，今后应该怎么办，几乎醣成了一个心理问题。当然，有关来源透露的信息并不一定都是真实的。就以米勒为例，也是她当年在泰晤士报上“披露”伊拉克在研制核武器，这篇报导成为美国进攻伊拉克的合法借口之一。

巴西

巴西的新闻自由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1964年至1985年的军事独裁时期，巴西的报刊、书籍、戏剧、电影，甚至流行歌曲都受到严厉的检查和监督，许多记者和作家受到酷刑，许多被流放。

军事独裁阶段结束后，理论上在巴西是存在新闻自由了。也许政府是不控制舆论了，但却另有人控制。尤其在里约热内卢、圣保罗这些大城市，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如果哪个记者披露贩毒集团的问题，就有遭遇杀身之祸的危险。

2002年，记者梯姆.洛佩斯为Globo TV电视台制作了一部反映虐待未成年人和贩毒的纪录片后，被残酷地谋杀了。当记者，尤其是一个诚实的有成就意识的记者，在巴西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平心综合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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