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林视点：来自香港的清晰信号

（德国之声中文网）虽然目前媒体对新疆再教育营的报道声浪明显高过香港，但是上周末香港局势的发展对中国而言依旧具有根本性的历史意义。71%的登记选民参与了投票，总数近300万人，这是香港区议会选举中从未出现过的高投票率。虽然还有近三分之一的港人没有参与投票，但是要求在香港特别行政自治区拥有更多话语权的泛民派获得的是排山倒海般的胜利：它们在区议会中拥有90%的议席。

中国历史上中国人还从未在自由的选举中如此明显地表达反北京的态度。建制派中的鹰派人物何君尧在区议会选举中败选。即便是中国官方媒体都预言说，这次选举就如同一场公投。不过中国官方媒体重点着墨于希望重新恢复"社会秩序和安全"的香港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说他们会把选票投给建制派。但这一预言并没有应验。

要求有更多自决权的呼声

把票投给民主派候选人的选民也希望恢复社会秩序和安全。但是对他们而言，更重要的是拥有更多的自决权和更少的来自北京的影响。他们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察滥用暴力的情况。他们还要求实现双普选。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固执地反对改革，拒绝妥协，事实上已经在区议会选举中被民心选下了台。建制派的大败却没有带来林郑下台的结果，这说明北京方面依旧把她稳固地放在这个位置上。这也显示出港人自决权的边界在哪里。但是港人认为这边界太窄。虽然林郑月娥在区议会选举结束后表示，港府会对选举结果进行深切反省，却依然不回应抗议者提出的5大诉求。林郑的表态是，她"已经做出回应"。她表示，准备成立调查委员会评估"城市中的深层社会问题"。但是她并没有透露什么时候以及用什么方式成立调查委员会。因此她透露出来的信息显然太少了。

拖延战术

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林郑的表态无非又是拖延战术。但是上一次她运用拖延战术却导致局势升级。林郑显然觉得，区议会选举只是泛民派取得的象征性的胜利。因为新当选的区议员并没有太大的政治活动空间，他们既不能表决通过法律，也不能做出什么决策。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对包括交通规则或废物回收再利用等在内的街区公共事务进行协商咨询。

但这是林郑犯下的众多错误中的一个。因为泛民派已经对准了下一个目标：2020年秋季的立法会选举。如果届时他们能取得类似于区议会选举中的胜利，就可能有机会对警察事务和选举改革拥有更多的共同决策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先做好基层政治。很多新当选的区议员都是参加了"反送中"运动的年轻人，缺乏政治经验。2003年泛民派也曾经一度赢得大量民意，但最终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声势衰落。

对抗议者提出的5大诉求，林郑迄今的表态是，她"已经做出回应"

大陆传媒不公布选举结果

中国媒体对香港区议会选举的结果只是轻描淡写，有些媒体索性保持沉默。《中国日报》和《环球时报》将报道重点集中在据称有些候选人在选举当天遭到阻拦，或者所谓的"境外势力"的渗透。中国外长王毅说，不管香港局势如何变化，有一点非常清楚，那就是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表述所要传达的信息十分清晰：这个选举什么也带不来。北京利益开始的地方就是港人自决结束的地方。对于林郑或她的继任来说只有一条道路：她（他）必须立刻着手开展解决港人担忧的改革。

很多看似可能的事，其实完全不可能。例如，北京不会批准香港立法会照西方的民主方式选举组成。而实际上这本是在一片较小的领土上可以开展的有意义的实验，而且北京方面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但是北京方面认为，这样一搞，"一国两制"就到头了。可这绝非意味着香港就要从中国分离出去了。北京方面太过担心中国重蹈20世纪前半叶中国分崩离析的覆辙。

共同决策的界限

共同决策当然也会有它的界限。即便是在西方的民主体制下也是如此，例如西班牙政府对加泰罗尼亚的态度。虽然2017年有关加泰罗尼亚独立的公投中，支持独立的一派获得了明显多数，西班牙宪法法院依然宣布公投违宪，而且法院援引的就是西班牙领土不可分割的宪法词条。

本文作者：Frank Sieren

虽然德国国内不存在分离主义运动，但是主张巴伐利亚独立的党派都被认定为违反基本法。2017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刚刚做出裁决：按照德国基本法，尝试将单个联邦州从德国领土中分裂出去的努力都没有存在的空间，"它们违背合宪秩序"。

超越自我

由此可见，北京方面完全可以大胆地进行无风险的尝试。北京可以说，在香港永远搞"一国两制"。这将是不会损害中国主权条件下的一大突破。正相反，这反而会加强北京的政治主权。但是现在恐怕很难想象北京政府会有足够的勇气和坦诚的态度走出这一步。

对于抗议运动来说，现在也到了克服自我的阶段了。泛民派应该坐到谈判桌旁，让街头的民主运动平息下来。现在与北京方面实现"停火"是重要一步。民主和自决并不意味着，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就采用无休止的暴力，而是在对话中做出妥协。

现在，抗议运动已经促成了区议会选举的胜利，也到了和政府一起坐下来协商谈判的时间了，因为时间拖得越久就对运动本身越不利。抗议所带来得经济后果越严重，就会造成越多的香港人思考一个问题：他们是否愿意为这场运动牺牲自己的生存和自己的子女？对很多人来说，这代价还是太高了些。

(本文作者20多年来生活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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