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我是有罪责的

(德国之声中文网)小说《蛙》的内容反映了强制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农村造成的悲剧，莫言在书中写下了自己在家乡高密的一些亲身经历。被问到他个人对这一政策的看法时，莫言说："作为父亲，我觉得每个人愿意生几个孩子就生几个，但作为军官我必须遵守一胎原则。要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是很难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人可以用暴力阻止别人生儿育女。"

小说主人公-一位妇科医生的原型是莫言的一位姑妈，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形象。莫言劝告自己姑妈不要读这本书，"我对她说如果你看了，会生我的气的。"莫言认为《蛙》是一部"自我批评"的作品。而超越个人悲剧的对历史的反省意识是中国人所缺乏的：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动荡和巨变，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但很少有人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也曾作过恶、伤害过他人。文革时我加入了红卫兵，参加过对自己老师的批斗。我嫉妒其他人的好成绩，嫉妒他们的天赋和运气。我还为了自己的前途让妻子流产，我是有罪责的。"

打破禁忌并不重要

至于为什么一直躲避媒体，不愿面对记者，莫言说这是因为自己"不善于对政治发表观点"。《明镜》记者指出，莫言的作品中对中共的干部有尖锐的批评，不乏打破禁忌之处，但在公开场合发言或接受采访时的表述又往往很谨慎温和。对此莫言说："我是作家，不是演员。我在写某些内容的时候，从不去想这是不是打破禁忌。"他还说，"我认为自己是为民众写作，不是为党。我痛恨腐败的官员。"

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

流亡作家廖亦武是莫言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他认为莫言属于体制内的文人，一直在与执政者妥协。莫言觉得这一批评是没有道理的。"我的政治观点很清楚，只要读过我的作品就会知道。"

他接着提到了廖亦武在获颁德国书业和平奖时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呼吁让中国四分五裂（'这个帝国必须分裂'），这个立场我完全不能认同。我想，（廖亦武家乡）四川的人们并不想从中国独立出去，我敢肯定，廖亦武的父母也不会这样想。我甚至可以想象他在内心深处也并不真的希望这样。"

"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会说"

莫言曾参与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举动受到异议人士和一些文化界人士的指责。他在采访中解释说，他在出版界的一位朋友在一次会议场合请他参与抄写，并且准备好了纸笔，连抄写的段落都为他选好了。莫言说出于想炫耀自己书法的虚荣心，就一口答应了。至于《讲话》的内容，莫言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文献，里面包含有意义的元素，当然也有错误。"

莫言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这一身份在许多人眼中是"与政府走得太近"的表现。对此莫言不以为然："有人认为，得诺贝尔奖的人就得是反对派。真是这样吗？这些人并不关心我写了什么。"

当记者问他，作为拥有世界声誉的作家是否觉得有义务为中国因言获罪的作家们呼吁时，莫言表示，自己在获奖消息发布后曾说过，希望另一位诺奖得主刘晓波早日获得自由，但却继续受到压力，继续被逼问。"这让我想起文革时被迫一遍遍重复的老套子。如果我想说，我就会说，如果我不想说，就是拿一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会说。"

来源：德国《明镜周刊》 编译：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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