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纪录片导演眼中的《时代革命》
2022年2月24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获第58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香港导演周冠威的《时代革命》，週三（2月23日）在阴雨绵绵中于台北首映，台湾文化部长李永得、立法委员何志伟等都出席观影。
西门町电影街夜雨不断，街道人潮不若平常，《时代革命》首映厅前仍挤满等著入场观影《时代革命》的受邀观众。有些躲入遮雨棚下；不想人挤人的就撑起伞往外走，在一旁慢慢等待。
如水潮湿、雨伞遍地开花、群众的聚与散——盡管时空境遇大不相同，《时代革命》台北首映现场的画面，巧合地让人想起这部纪录片聚焦的那些街头抗争场面。只是那时，香港示威者在街头撑伞多半不是为了挡雨，而是为了抵御水炮、催泪瓦斯，还有香港警察。
《时代革命》以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为核心，记录从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到《香港国安法》生效的抗争始末。由于题材敏感，该片在香港院在线映的机会渺茫。为了保护制作团队，全片也只有导演“周冠威”的名字公开露出，其余全部匿名，并标示这是一部属于“香港人的作品”。
首映现场，虽然发行团队准备了合影背板，偶有零星观众上前留影，但以首映来说，相较其他电影或纪录片，观众合影留念的踊跃程度仍有落差。这或许是与纪录片的沈重调性，还有政治敏感有关。这场首映的观众以影视工作者、媒体朋友等来宾为主。时代革命台湾发行团队告诉德国之声，有些来参加首映的观众在各种敏感考量下，可能会希望低调，不要露脸。
“台湾是全世界目前唯一一个能够正式商业播映在电影院的自由土地。”发行团队表示。同时，也代替目前人在香港的周冠威转达他对台湾观众的谢意。周冠威说，他希望该片25日在台正式上映后“能提供在台港人一个慰藉。”
在长达约两个半小时的纪录片播毕后，有观众大喊反送中标语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掌声随即在坐满约500人的首映厅内响起，近一分钟才散去。观影过程中，亦不时有观众啜泣或落泪。《时代革命》显然是一部能强烈触动观众情绪的纪录片。
映后，德国之声特别访问同场的多位台湾纪录片及艺术工作者，谈他们对《时代革命》与香港的看法。
历史与集体见证
“刚刚里面应该大家都有哭吧！”站在首映厅的对面街道骑楼，记者与纪录片导演吴梓安聊起刚刚播映的《时代革命》。
距离反送中运动爆发已过去近3年，吴梓安说，《时代革命》不只重唤了自己对香港抗争的记忆，电影也很好地整理了丰富的影像素材，也能让观众“更清楚理解（当年）事件的脉络”。像是纪录片里像是已经70多岁仍坚定走上街头、想保护前线孩子的农夫“陈伯”，还有年仅11、12岁就参与抗争的“熊仔”，都是他原本不知道的抗争人物。
在《时代革命》里，在反送中这场“无大台”的抗争运动中，像陈伯与熊仔这些原本不被大家熟知的小人物，他们在这场运动中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做？周冠威都详实地记录了下来，并向观众诉说香港示威者们是如何见证、参与这场从此改变香港的重大运动。
一旁的台湾艺术家雪克（Shake）抽著菸淡淡地说，《时代革命》呈现的现场真实声音震撼，也让她“一直回想到那一年，一直在关注香港。”2019年，雪克曾为了六四事件30週年，在中正纪念堂前设置巨型六四坦克人气球的装置艺术，引发媒体关注。
雪克说，她记得反送中运动那年，自己曾收到一个Google云端连结，看到“很多香港人把自己拍到的（抗争现场）画面放在那里”，素材数量庞杂。虽然不确定周冠威使用的素材从哪汇整，但以纪录片素材使用的丰富程度来看，工作量“真是很难以想像”。
当记者问到，“你认为纪录片会是一种抗争方式吗？”雪克先是很快地回答“当然是啰！”后来又补充：“这个问题有点怪”，因为“所有任何的艺术表达都可以是一种抗争的方式。”
《狂飙一梦》纪录片、长期关注台湾政治与社运的导演廖建华则认为，拍纪录片是纪录片工作者参与抗争的方式，每个人就各自的“战斗位置”，“做了他们能做的事，影像纪录整理则让这些事能有价值地留下来跟传播。”
他说，《时代革命》不只是呈现时间轴叙事，也有很多香港人在抗争过程中淬炼出来的、某种人类的教训与温暖。不管是大到对抗威权，或小至情侣家人之间的牵挂，这部片某种程度上都可说是纪录与见证。
“很多人讲手机拍片，现在是一个影像很泛滥的时代，但还是需要某种叙事或是某一套整理过的东西，作为一个认识、记忆或传承，也是我们这一代或是下一代人的某种备忘录。”廖建华说。
台湾人有共鸣
《时代革命》呈现了中国如何收紧对港管治，亦谈到了同样面臨威胁的台湾。
“在国家安全上，我们对面就是有个中共。”首映会结束时已经接近晚上10点半，与四位导演及艺术家聊著聊著，最后时间已经接近午夜。廖建华站在街边、戴著口罩，一边等著宵夜一边告诉记者，台湾人或许没办法体会跟香港人一样的恐惧，或经历他们面臨的，“但我们应该比全世界很多地方的人可以更有同理心或共感。”
廖建华说，2019年时自己原本要前往香港拍摄作品，看到在香港的同业陆续传来被搜查手机的消息，于是出发之前，他也把自己手机里的素材做了“整理”，只是后来仍“因为抗争已如战场”，最终没有去到香港，但那是他作为纪录片工作者，“第一次明确感受到恐惧”。
曾在2019年到香港现场参与抗争的台湾纪录片导演陈君典也透露，自己有认识的香港同业选择留在香港继续拍片，但因为题材与政治有关，还曾将素材寄到他家备份留存，“因为他就是担心有一天他家里就被抄掉。”
有港人选择留在香港，也有些选择来到台湾。廖建华说，他一位香港朋友来台后，曾参与过沾边政治议题的拍摄工作 ，最终选择匿名。
廖建华解释，这不只是因为风险考量。他的朋友告诉他，自己是看到《时代革命》几乎所有工作人员匿名后做的选择。廖建华说，就像《时代革命》里的抗争者一样，手足间彼此不太过问职业、年纪，离开了抗争现场、脱下装备，可能都不知道对方是谁。
《时代革命》里提到，“‘没有人’即是‘所有人’”（Nobody is Everybody）。香港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以自己的方式继续往下走。廖建华说，“也许对他们来说，职称跟名字没有那么重要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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