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邓小平让中共获得了新的合法性

德国之声：1979年12月召开的中共11届3中全会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会议正式宣告了从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到以发展经济为重的历史性政策转向。同时邓小平通过让他的改革派盟友担任重要职务巩固了他的权力地位，虽然毛的接班人华国锋到1981年仍然是中共中央主席。这种与过去、与毛主义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切割真的很彻底吗？还是也具有一定的连贯性？

文浩：还是有一些连贯性。这在外交政策方面有所体现。人们总是说，邓小平领导下中国开始与西方接近。但事实是，这在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了。1971年中国取代了中华民国，即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并由此在安理会获得否决权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升。接下来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访问中国，美中在反苏联的共同基调下越走越近，由此中国逐渐成为美国的战略伙伴。

在贸易领域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发展：1961年开始，中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就超过了与之关系急转直下的苏联东欧阵营。

德国之声：内政方面有哪些连贯性？

文浩：内政方面情况也类似。文革的高潮阶段是1966到1967年的"群众运动"，不过那时毛泽东已经觉得局势太混乱了。1968年他开始平息文化大革命，大多数被打倒的老干部在1969年底到70年代初就重返岗位了。邓小平也是其中之一，1973年他在经历了7年下放之后得到平反。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很大一部份党和军队的老干部已经恢复了工作。

德国之声：邓小平克服了文革和毛泽东主义，但中国没有过像前苏联"去斯大林化"那样的"去毛泽东化"……

文浩：邓小平巧妙地做到了这一点。他把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封为了共产党的集体成果，但它并不一定包括毛说过的每一句话。因此直到今天，共产党都有权根据不同情况，重新诠释毛泽东思想。这样就可以告别毛的很多具体思想，比如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要一直搞下去。

要知道，当时重新掌权的很多是文革的受害者，有人是被批斗游街过的。这些人虽然蹲过牛棚、坐过牢，但他们并没有要求"去毛化"，而是表示，我们不能完全否定毛，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他也犯了一些错误，比如发动文化大革命。人们似乎觉得，应该继续把毛泽东作为执政合法性的化身、作为开国建党的元勋，而不是去谴责他。

德国汉学家文浩（Felix Wemheuer）

德国之声：您怎么看邓小平在中国崛起为经济、以及后来政治强国的进程中扮演的角色？

文浩：中国在过去40年的发展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故事，1949年时的中国还是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一，而今天已崛起为世界强国，邓小平当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必须承认，这条中国道路始终伴随着巨大的牺牲，人民和生态环境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赶超西方、把中国建成世界强国的目标，像一条红线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整个历史。比如毛泽东在1958年就在发动"大炼钢铁"运动时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

从中共的角度看，邓小平的功绩首先在于，文革后在他的领导下，中共获得了执政合法性的新的源泉。这一方面是通过实现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两者都得益于释放私有经济的活力，首先在农村。另一方面，是通过对文革进行至少是部分的反思。从1976年到80年代中，数百万文革的受害者得到了平反，少数一些施暴者得到了惩处，共产党由此得以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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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人们将其与邓小平联系在一起的另一大成就是提高了科研的地位。据邓自己说，他在1978年之前就在讲话和采访，包括接受西方媒体采访中一再批评了毛泽东时代中国封闭狭隘的意识形态和落后现状。

文浩：是这样的。不过这带来的不光是积极的影响。人们的态度从文革时期对专业学识的极端批判变成了后来对科学的近乎迷信。一个例子是计划生育一胎政策。在毛泽东时代，通过提倡晚婚，中国其实在70年代有着一定程度计划生育。但后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层相信了导弹科学家的建议，认为中国如果不实行一胎政策，就无法实现现代化。这个例子表明，如果政治决策者盲目听信科学家，实施极端的"社会工程"，将产生怎样灾难性的后果。

在改革年代很多领域实现了开放和自由化。但在计划生育方面，上世纪80年代是最严酷无情的时期，成千上百万人被强制绝育，强制堕胎无计其数。这一政策也是与邓小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德国之声：邓小平开启的改革时代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

文浩：放弃共产党独尊的地位从来没有成为过讨论的选项。不过曾有人提出过在企业内建立职工委员会的要求，曾有过县市长的直接选举，当时在民主化试验的道路上，人们比今天走得远。1979年到1980年，发生了所谓的"北京之春"民主运动，北京市中心的"西单民主墙"成为人们聚会的地点。

在墙上贴大字报是文革的一种遗存。这里集结了一些对体制不满的人，从理想幻灭的昔日红卫兵、工人到1979年对越战争的退伍兵。他们公开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包括对邓和官僚党政的批评。邓小平认为这太出格了，采取了措施。1981年的新宪法中，就没有再提及民众贴大字报的权利。

尽管如此，党内直到1989年也还存在希望继续推进民主化的力量。旦这一讨论在天安门大屠杀后就终止了，在90年代也没有再重拾。在这个意义上，1979年和80年代不仅为中国经济成功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是公开进行了民主化讨论的时期，不过这一讨论后来终止了。

“在习近平治下，我们看到了截然相反的发展方向”

德国之声：习近平为首的领导层如何看改革开放40年这个日子？习近平的政策在何种程度上是对邓小平路线的继承或偏离？

文浩：习近平提出了"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口号，这当然一方面是强调延续性，但也有一点与之切割的意味。对邓小平来说，在经历了文革后有一点是清楚的：共产党内必须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能再出现一个伟大领袖或独裁者。这一原则随着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而被放弃了。

在其他一些领域也能看到与邓明显不同的路线。比如邓的领导层在80年代很重视推进党政分开。邓小平曾要求企业的党支部书记只管大政，而不插手企业日常运作。在习近平治下，我们看到了截然相反的发展方向，国家和党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现在强调的是，党支书在所有领导问题上都要有发言权。许多私营企业早已有了党支部，现在外资企业也被要求成立党支部。此外2018年修宪过程中，党的领导地位再度得到加强。

文浩（Felix Wemheuer ），科隆大学东亚系当代中国研究专业教授，曾出版多部当代中国研究专著，包括有关毛泽东以及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的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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