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中德建交50年之后的艰难转折

（德国之声中文网）1971年7月9日到11日，美国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以及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秘密访华后，美中关系出现了戏剧性转变。而这个转变也促使联邦德国立即行动起来。当时在野的基民盟，要求联邦政府同中国建交，基民盟领导人之一，时任联邦议院外委会主席的施罗德于是去中国访问。而正是在那个时候，毛泽东有一个指示，要在欧洲争取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交，同时在东亚跟日本建交。于是，经过并不是很长时间的谈判，中国便在1972年10月份同联邦德国建交。

1972年10月11日上午，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与当时的联邦德国外交部长瓦尔特·谢尔（Walter Scheel）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德建交公报。建交是成了事实，但建交以后的两国关系的走向，当时双方谁也无法预测。而建交之后两国经历的历史变化，可谓惊天动地。自70年代来，德国经历的柏林墙的倒塌以及东西德的合并，而中国则成功地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迅速地改变自己“一穷二白“的面貌，而跃升成为制造大国，并在个别领域里左右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中共的开放与全球化

中共从70年代末改革开放那时起，对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就产生了一种非凡的热情。因为外国投资者不仅带来的不仅是资金，同时也是技术和管理方法， 而这些是中国急需的。中共对资本的热情体现在对外资在税收、土地厂房租金等一系列的优待。当然，在展现这种热情的同时，中共始终没有忘记，要把投资者的技术弄到手，因为中国在世界技术和市场方面并不想永远当老二或老三。这就是所谓的“市场换技术”的思路，也是几十年来中方用尽一切手段获取西方技术的动力。

德国大众汽车厂就是从中共对资本的钟爱中得益第一家大企业。1978年，该厂在同中国政府就举行首次谈判，1984年合资跟上海汽车公司建立了上海大众，1990年又建立了一汽长春大众。目前，大众汽车集团（中国）目前中国各地建有工厂，在40多家工厂进行车辆及零部件的生产。其中，位于安亭、佛山及合肥的MEB工厂专注于纯电动车型的生产。1983年与大众公司合作的首批五辆“桑塔纳”型汽车下线交付。如今大众是中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商。2002年，大众在中国销售了51.3万辆汽车，比2001年增长了43%。新销售纪录不但刷新了大众在中国的历史记录，同时也是历史上中国市场的销售量第一次超过德国本土市场，中国成为大众公司最重要的国外市场。

中共的开放正好跟世界全面地全球化平行。全球化意味着资本能突破民族国家政府的管控而获得更大的选择，资本不仅在民主国家重要，它在威权国家也许更吃香。这势必增强了实业界对自己政府的政策譬如说对华政策的影响。

前德国政府的幻想

顺着中共的开放和全球化程度的提升，西方政府间便产生一个对华政策的“良好设计”， 即用贸易来促进其政治变化。于是，便实施了各种政策鼓励企业家到中国投资。这样大大强化了经济界对中国的钟情。 默克尔执政的16年这是这种钟情发展的顶点，即便在默克尔政府后其惯性依然强劲。在过去6年间，中国一直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两国年贸易额超过2450亿欧元。目前，德国政府做出的担保额度高达291亿欧元，其中113亿欧元是为在中国的投资。"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在今年上半年达到新高。 1990年，对华贸易额在德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例还不到1%；2021年，该比例已经上升到9.5%。

这种依赖性在政治信任度没有太大问题情况下，似乎不碍大事。但中国自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与世界特别是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发生一系列变化。通过一带一路项目的市场扩张和威权主义价值的传播、新冠病毒的来源问题、香港第二次回归、战狼外交、对台湾的武力威吓、中国本身军事技术的快速提升，迫使西方各国包括德国意识到“用贸易来促进其政治变化“ 的战略的失败。 而过去几十年内建立起来的中国与西方各国相互间的信任也几乎被彻底消耗。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更是加深了西方各国对依赖性问题的敏感。

依赖性和舒适的惯性

从某种程度来说，依赖性本身会培养出那些“享受“依赖的一方的懒惰。以太阳能技术为例。1978年，在德国的技术援助下，一个“太阳能村”在北京附近建立。而现在德国的太阳能板很大成分靠的是中国的进口，因为80%以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都集中在中国。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在光伏生产能力方面投资了约490亿欧元--是欧洲的十倍。中国的大规模投资使全世界的太阳能发电成本下降了80%，但也造成了西方对其强烈的依赖性。这种对中国的依赖现在也反映在中国对太阳能电池板的价格控制上，这样等于在阻止德国这个国家的能源转型。除此之外，中国控制著锂等对能源转型至为关键的资源，几乎90%的稀土和60%的锂都在中国加工。

客观上，这种依赖性是西方国家其中尤其是德国在中国帮助下促成的。而至今还有不少企业并不为这种依赖性感到担忧。以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尽管已决定跟西方国家走完全不同的道路，但中共深知要善待西方的资本。这种策略显然在相当一部分德国的公司还是有效的。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BASF）重磅宣布，将在广东湛江启动规模高达100亿欧元的投资项目。奥迪和宝马今年也都在华大手笔投资。外国公司在中国的直接投资（FDI）仍在稳定成长。2021年大陆实际使用外资约1.2兆人民币，年增15.8%；FDI流入占全球比重则是来到11.4%，稳居全球第二。用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主席施特拉克（Friedolin Strack）的话来说：“在中国这个关键性增长市场上的适当存在十分重要，不仅对个别公司，而且从整体经济角度来看也是如此。” 应该说，巴斯夫、大众汽车等少数企业似乎认定了中国市场规模和潜力的永恒性。

联邦政府对华政策艰难转折

中德建交50周年之际，德国政府首次明确表示，对华更为强硬的路线正在转化为实际的政策措施。德国经济部长声明在与北京的贸易往来中德国不会再“天真”。德国经济部正制定一揽子措施以降低中国市场对德企吸引力。这些措施包括取消向在中国经营的德国企业提供国家投资出口担保、停止包括在中国举办推介活动或者培训经理人等在内的小型项目等等。同时，经济部正在考虑取消向在中国经营的德国企业提供国家投资出口担保。并将引进各种措施，以降低对中国原材料、电池和半导体产品的依赖性。最后，柏林也希望更严格地审查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德国政府在今年年底将提出一份国家安全战略，之后还会公布一份中国新战略。

是的，德国在对华政策方面，正在向美国看齐，尽管在处理方式不一，同时也不会像美国那样严密，但德国面对愈加强大的中国逐渐失去竞争力也是个事实。跟美国一样，德国同样也面临一个如何保持并提高自己的竞争力的问题。 而德国政府的难处可能比美国还大： 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是其对外投资的2%，而德国对中国的投资则是其总对外投资的14%。中欧商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欧洲前十大企业（其中包括5家德国公司和5家欧洲其他国家的公司）仍然在中国投入大量资金，没有一家离开。德国经济研究所（IW）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德国今年上半年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出现历史新高。据统计，今年1月到6月，德国企业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高达100亿欧元，远远超过了2000年以来的最高值——62亿欧元 。在此之前，2000年以来，德国企业在华直接投资半年最高纪录为62亿欧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竞争能力的增强， 德国的工业界为此做出了不少贡献。而德国帮助了中国的代价就是德国自己在实现去工业化的实践。 换言之，德国客观上是在摧毁自己的工业基础上，扶植了自己的竞争对手。

德国政府面临的不仅仅是一个说服企业家们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的问题，而且还必须帮助德国工业界解决当前面临着能源危机，并必须用财政和法律手段保护和保留在德中小企业，以及如何在亚洲其他国家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等问题。德国政府跟那些在中国享受大餐的德国企业在对中国的看法上矛盾和冲突将越来越大。而如果德国无法在近几年内实现这个多面化的转折，那德国的工业不久只会是一个衰落的帝国的代名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建交50之际，中德双方在对资本导向上开始了一场新的“拔河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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