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来稿：民主与民族主义

“从生活在成熟的民主社会的西方人看来，其中必定有很多的不可接受的东西在里面。常有的怀疑之一是，这样的游行是不是政府意志？常有的不满之一是，这样的游行是不是太激烈了？

“从西方人的经验看来，游行示威，应该是相对于政府意志的独立的意见表达。如果政府想说什么，做什么，它有国家机器在手，不需要，也不应该用让民众上街的方式。而民众如果有和官方意思相左的意见要表达，只能上街。所以，示威值得倾听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它的独立性。如果西方人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的反日游行，发出怀疑就是非常自然的反应了。毕竟，在近二十年的中国历史上，我们有两次被镇压的独立意思的表达，一次政府授意的短暂的反美示威。但是，从怀疑到不加怀疑的否定是一个巨大的鸿沟，不应当如此轻易的跨越。当事情涉及到民族利益的时候，当民众的意思和政府意思相通的时候，政府通过默许民众上街来向外界显示民意，其实是一种无奈，这其实说明它自己意思表达的受限。当然，让西方人去辨
别这种民意的真实与否，的确有点勉为其难。好在还有象韩国一样的民主国家在，如果我们比较两者民意的激烈程度，其实还是可以看到，即是有政府授意的成分在，也不能完全抹杀中国老百姓的意思表达。

“那么，作为对日本的教科书问题，参拜问题，领土问题等等的反应，这样的游行是不是太激烈了呢？是的，我们不能否认，日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相对于中国来讲，民主的多的社会。教科书的多样性，可以看做是日本民主社会的一个部分，是自由言论的体现。靖国神社的传统性(也有人说，这也不是日本几千年的传统，那么这里假设，几百年，或者几十年的也可以叫传统) ，也许也是内政独立的象征。如果抽象掉实际的内容，光是讨论民主自由和内政独立，我想对日本的态度抱有同情，认为中国的反应过于激烈，是很自然的了。问题的关键是，民主自由和内政独立这种程序性的正义，有没有内容上边界？在西方人的世界里举个例子，在德国，为什么德国纳粹党不能在政党自由的旗帜下存在？中国目前的相对激烈的反应，集中在日本部分教科书对日本侵华史的不当表述和首相参拜供奉了二战战犯的靖国神社。那么，如果我们假设，日本现在同意取消这样的教科书和停止参拜，是不是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呢？没有，这些问题不是第一次出现，也许也不是最后一次出现，如果我们不能改变产生这些问题的体制。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样的游行，其形式上的激烈有余，而内容上的激烈不足。

“讨论游行本身，再到游行所代表的问题的解决，我们还是不能离开两国政治体制不同所带来的肘挚。难点在于，我们希望中国，一个至今没有健全民主体制的国家，去和日本，一个已经有了相当民主体制的国家，讨论民主的实体边界。一方面，中国的民众习惯于一言堂，对不同声音的接受程度，不能和西方人相比。另一方面，如何通过民主程序去取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还是一个陌生的事情。从日本方面讲，民主也不是自己传统的东西，不过是二战以后由美国人强加上来的。如何要求日本，以平等的态度，甚至以谢罪的态度，来和中国讨论民主的实体边界，对日本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挑战，战后60年来，一直有人在做。做的包括日本人，也包括中国人。尽管目前两国关系陷入低潮，但是有利的因素，会随着发展而增加。首先，中国目前的开放和发展，给了中国人以机会，用更多的合理和有利的方法，去增加对日本的影响。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王选。她在日本留学和工作，到后来放弃个人所得，为了中国国内的二战受害者向日本政府发出挑战。她不仅利用了日本国内的司法制度，也得到了很多日本人的支持。尽管目前没有实体的成功，但是，这种程序上的成功，是我们未来的努力方向。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了解民主，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意志。其次，中国的发展，也会牵制日本社会内右翼势力的发展。毕竟，大部分的老百姓考虑的民生。如果影响到民生，日本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就会有所变化。

“中日两国经济上的，文化上的，政治上交流增加，给合作提供了可能。现在的一个例子，就是日本政府提出，共同研究历史。这是一个好的开端。说好，是因为只要有了共同讨论的平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就有了影响日本国内体制的管道。说是开端，因为，仅仅是研究历史，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要建立的管道，不是学术研究，是能够影响日本国内制度的管道。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民意的表达，达到和日本建立起一个讨论日本国内民主制度(当然只是指有关避免军国主义和邻国感情的部分) 的管道，那么才是真正的成功。”

网友vw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