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 mit Wang Meng

德國之聲：王蒙先生，歡迎您來柏林。您從19歲開始投身文學創作，21歲發表了處女座《小豆兒》，此後一直筆耕不輟。能談談您為什麼要寫作嗎？

王蒙：因為我覺得生命太短促。當時我很年輕，正沉浸於新中國成立時的激情當中，而這種激情是轉瞬即逝的，人很快會長大，也不可能永遠處在一種激情當中過日子，所以我覺得有必要把這些情感記錄下來。

德國之聲：從29歲到45歲在人生最美好的階段，您被下放到新疆勞動鍛煉，能談談您在新疆的那段日子麼？

王蒙：應該說，我趕上了中國社會特別動蕩的時期。我從小就經歷了抗日戰爭、逃難、國民政府統治、新中國成立這些急劇的社會變革，而且很小就投身革命。建國後，社會中革命的慣性，也就是"斗"的慣性，仍然延續。這些社會的變動可以說給人民精神上以很大的刺激，也有很大的傷害，但反過來說，也是一種鍛煉，比如說去新疆，現在的人也許不太情願，我當時覺得知識分子要經風雨、見世面，到邊疆區，能得到鍛煉，加上當時看了電影《天山上的來客》，我是渴望去新疆的，我喜歡這樣一個新的體驗，喜歡維吾爾語、伊斯蘭教，當時我很快就可以說流利的維吾爾語。但是由於各種政治運動，去了之後不能寫作，或者寫作之後不能發表，這又是苦悶的、壓抑的，甚至是恐懼的。

德國之聲：從您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您非常樂觀，對生活充滿激情。

王蒙：這和一個人年輕時候的底色很有關係。我11歲就與中國共產黨在北京的地下組織建立聯繫，14歲加入中國共產黨，然後慶祝革命的勝利，慶祝新中國的建立，這是一個底色。另外，我對自己還是很有信心，我覺得不管倒什麼黴，都是暫時的。不管是寫作上，還是在熱情上，我並不對我自己失望，我認為一切的挫折都是暫時的。此外我想說，面對那些挫折我沒有選擇。如果我選擇了悲觀和絕望，就更什麼都完了。要是說的慘痛一點，我的樂觀也是逼出來的。越有人算計我，越有人給我不公正的待遇，我的樂觀是一種回答，也是我戰勝壞人的一種武器。

德國之聲：您一生值得自豪的成就有很多。您寫了很多有影響力的作品，同時您也有自己一套為人處世的哲學，您覺得這兩部分，您最得意的是哪個部分？

王蒙：應該說得意和不完全滿意始終是伴隨著我的，我自己更重視的是我的寫作。我獲得過一些社會和政治上的頭銜，甚至還有某種級別的待遇，許多朋友，甚至許多國家政府的禮遇，但是這些東西都是轉瞬即逝的。我重視的當然是我的寫作，我相信我的作品不是一無是處的，還是有很多人會去看的，甚至為之而感動。

德國之聲：德國著名漢學家顧彬對您80年代的作品很推崇，但覺得您進入90年代後就缺乏新的東西了，他也說80年代在中國的時候，很多文學青年願意與他討論文學的東西，文壇上也有各種各樣的流派。但顧彬說90年代之後到中國，就很少有人願意與他談論文學，您怎麼看待這其中的差別？

王蒙：這是個非常有趣味的問題，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看法。中國從五四運動開始，意識形態和文學就特別被社會所關注，它起了一種煽情、激發，並且喚起人們對社會的關心和參與的作用。但是進入90年代後，中國走向一種以經濟為中心的社會氛圍，大家關心的都是過日子，掙錢買房買車，我覺得表面上看是庸俗一點，但是我覺得中華民族剛吃飽了沒有幾年，人們關心一種小康的生活，文學不再處於人們關注的焦點，這實際上是正常化了。相反，如果老維持一個大家都在談論文學，那實際上反映了一個民族那種不安的狀態。在這一點上，我跟顧斌的看法不太一樣。80年代的文學很刺激，因為經過了文化大革命，大家能夠在文學作品裡批判痛罵極左，還有文化專制，這當然是很刺激的。當然，現在好的作品仍然會出現，但是需要一個過程。

德國之聲：中國文人的傳統是講究內心的平靜，這樣才能創作出好的作品，另外一方面，您又提到我們處在一個以經濟為中心的時代，就是外部條件相對比較浮躁，您覺得在這樣一個條件下，中國的文人表現出一種什麼樣的面貌？

王蒙：這種表現是各式各樣的，很難概括。比如山東一個很優秀的作家張煒，在作品裡有就對"經濟動物化"進行痛擊，上海也曾有過關於文化缺失的討論，這是一種反映。也有些作家從中國古樸的民情、文化傳統中來尋找一種樂趣，比如賈平凹。再比如說莫言，用一種很奇怪的方式來表現光怪陸離的歷史和現實，讓讀者覺得非常奇異，把歷史陌生化、荒誕化了。還有一些人願意用一種冷嘲熱諷的方式來表達，也有一批喜歡表現白領的優越性，在自己的作品中強調越來越時尚、越來越前衛的生活。更有義正詞嚴地關注弱勢群體，為民請命，痛斥貪官污吏奸商，我覺得這些都是老百姓需要的。

德國之聲：現在文學界發展多元化，"80後"、嚴肅文學等都有各自的市場。從您個人角度而言，作家是否需要擔當一種使命感，表現一定的理想？

王蒙：我覺得現在的中國作家存在很大的區別。比如有些作家，以暢銷為自己追求的目標，而且確實有很大的收益。追求暢銷的人中，不少也有很高的寫作能力，而且我不認為追求暢銷是不可饒恕的罪過，因為暢銷才有影響力，當然他個人也得到好處，讀者也得到快感，也有的人更具有那種批判現實的、悲天憫人的傳統，他們的作品表達的主題比較沉重，對壞人鞭撻的也比較厲害，也表現出對弱勢群體的同情，我想這些人的使命感就比較強，他們仍然是以社會的良心為主題。也有作品裡面表現出什麼都無畏的，甚至於寫到了吸毒之類的主題，那是另外一個角度，我覺得就不好用使命感來形容了，而且他們本身也很反感使命感這個詞，他覺得我要張揚個性。當然，搞文學的朋友也可以對這一類加以批評，但是他也存在著，他也不違反憲法，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有這麼些使命感差的作品出現，也是中國人精神空間擴大的表現。要是所有的作品都悲天憫人，是不是有時候也有點太沉重了。

德國之聲：文學作品多元化是中國人精神空間擴大的表現，但是有一些反映社會問題的作品卻由於種種原因受到阻撓，不能面世，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王蒙：我希望這個問題以後能有更妥善的解決方法。據我所知，有些作品面世後沒有再重版，我個人覺得，這並不是個好的辦法，因為實際效果就是便宜了盜版。凡是有過一些挫折的書，都能在盜版書攤上找到，所以我個人是希望這種事情是出的越少越好。還有一些情況，我認為是可以理解的，比如一些牽扯到宗教、民族，黨的歷史，黨的內部矛盾糾紛的，這要求有關方面做一些審讀，這種狀況我反而是理解的，因為上海出過一個涉嫌侮辱宗教的作品，引起很大的風波。至於黨史上的事兒，比如我的回憶錄，也涉及到幾個黨的重要領導人，暗含著罵人家，可人家也有家人、下屬，會牽扯到名譽權等一大堆問題，這也是麻煩的事。

德國之聲：顧彬先生曾經說過，中國作家不懂外語，所以無法從外國文學中吸取養分，也無法回過頭來看著自己作品被譯成外文後，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您懂外語，您覺得外語對作家來說有多重要？

王蒙：這些不是最主要的。其實現在的作家懂外語的也越來越多了，比如像韓少功，還是下了很大力量來掌握外語，王安憶也翻譯過作品，多懂外語當然很重要，但並不是關鍵。

德國之聲：非常感謝您接受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