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想有敌人！”― 中国知识分子对" 和解" 的讨论

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国家依然充满不和：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当着德国国防部长古滕贝格（Karl-Theodor zu Guttenberg）的面，措辞激烈地批评诺贝尔奖颁给"犯罪分子"。陈不允许发生与此相关的"干涉内政"。北京显然恼羞成怒，中国政府甚至要求欧洲外交官不要参加12月10日在奥斯陆的授奖典礼。

自从诺贝尔和平奖结果在10月8日公布以来，众多的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受到控制、恫吓甚至关押，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也被软禁。这种严厉让人奇怪，因为这些活跃分子既没有对颁奖作出恶意反应，也没有对迫害表示仇恨。

引人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公共知识分子和批评者都强调，对他们来说，慎重而和平地争取民主化是多么重要。近年来，与中共体制内改革派共同努力的愿望，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

"只有通过和解，我们才能凝成一股绳。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国这条大船平稳地从专制驶向民主。"民运人士胡石根上个月在评论中这样写道。胡石根写"和解"，是令人信服的。他参与建立"中国自由民主党"等民主活动，并因此被迫遭受16年的牢狱。

和解不等于和谐

尽管"和谐"的概念在中国的思想界起着核心的作用，"和解"的理念却是陌生的。这个在西方广泛使用的名词源于拉丁语的"reconciliare"，意为"重新联系，向对方重新示好。"

寻求和解，也就需要相互走到一起来。"和谐"在道家意义上虽然是一个开放而灵活的姿态，但并不是自动发生的过程。

按照孔子的教导，个人得服从于"大和谐"，也就是家庭、家族和国家所要求的和谐。转换到现代政治生活中，这就意味着，与公共舆论观点不同的个人，必须服从于国家的和谐。

与之相反，在西方，主要是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政权批评者则怀有另一种理念，即宽恕。它所包含的是任何人都会犯错，没有人没有错误，甚至每个人都是罪人的观点。所以，基督教评论家余杰说："重要的是，不要对监督我们的警察吼叫或攻击，应该总是尝试和他们对话。"

在刘晓波获奖后，20名基督徒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我们呼吁国内外的教会，为他们面对社会正义问题的无动于衷而忏悔。我们要为中国的悔改、为和解和国家的重建而祈祷。"

和解的时代已经来临？

对于非基督徒活动家来说，和解的理念也同样重要。可是现在就提出和解，恐怕还为时尚早，自由主义哲学家徐友渔认为,"政府甚至不承认我们是对话伙伴，我们该和谁去和解呢？"

尽管如此，现在就对这种态度共同思考是重要的。"责任伦理"的问题，也就是法治国家的工具，比如针对滥用权力者的司法程序，以及一般的清理过错，有朝一日也会为中国所用的。

照徐友渔看来，思考和解已经刻不容缓。和解作为信号，对最高层的温和派很重要，对作为整体的中国民主运动也很重要。他所担心的是，"随着政府方面持续的甚至不断加强的镇压，失望以及由此而来的暴力倾向就会在中国民众中增加。"

作者: 贺志勇 编译:林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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