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媒體與新聞自由

針對這一問題以及香港97回歸以來新聞行業出現的變化，德國之聲採訪了在香港電台英語編輯部工作了24年之久的克裡夫‧貝爾先生。

德國之聲：首先我想提出一個比較綜合性的問題：作為一名資深的香港媒體人，您認為香港的媒體環境在1997年之前和之後，有什麼變化嗎？在歷史上，香港電台是否一直享受著比較高的新聞自由度呢？

貝爾：基本上，我們還是按照以前的方法進行工作。如果回顧一下歷史的話，您就會發現，香港電台只是在1973年之後才獲得了比較大的新聞報導自由。此前，它也受到港英政府方面的很多限制。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後，特別在九十年代，我們逐漸建立了自由的新聞編輯風格。英語編輯部目前基本上還保持著這樣的自由度，比如我們不會接到政府官員的電話。而在八十年代時，我們還接到過一些這樣的電話，一些政府高級官員試圖向我們施加壓力，掩蓋事實真相，諸如此類的事情。不過，近幾年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中文編輯部也基本上按照一樣的程序進行操作。不過我的中文不太好，所以我並不適合對中文部的工作情況進行評價。

德國之聲：您剛才提到，香港回歸之前，也就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電台曾受到過一些來自政府方面的干擾和限制，您能否給我們舉一個例子呢？

貝爾：一些高級政府官員給我們打電話，說我們在某些新聞上進行了錯誤報導。並暗示，應該從什麼角度報導這些新聞。他們並不是直接說，不要報導這些事情。只是說，他們希望能夠從其它的角度進行報導。1997年之後，這樣的事情沒有再發生過。

德國之聲：我看到了一些報導，說香港政府成立了一個評審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什麼？很早就有這樣一個委員會了嗎？

貝爾：評審委員會是在去年年初成立的。它的基本任務是監督香港地區的公營廣播事業、如何改善它們的工作等等。該委員會在去年九月發布了一份內部報告，基本內容是香港應該有完全獨立的公共廣播媒體。香港電台目前還屬於政府的一個部門，所以我們還不完全像英國廣播公司那樣。該委員會建議，未來的公共廣播媒體應該成為完全獨立的機構，在一個理事會的監督下工作，也就是說，更為接近英國廣播公司的模式。

德國之聲：您認為，評審委員會的建議是否合適？英國廣播公司模式對於香港電台是否更為有利？

貝爾：香港電台認為自己應該和政府保持距離，而電台本身是政府的一個機構，這樣的制度安排並不合適。作為政府的一個部門，我們受到一系列公共服務法規的限制，而我們認為，這些限制妨礙了我們的新聞報導工作。因此香港電台表現出強烈的意願，脫離政府，不再作為政府的一個部門進行工作。

德國之聲：一方面，您在香港電台工作，是一名在中國從業的媒體人，而另一方面，您又是一個外國記者，從這兩個角度出發，您怎樣評價中國大陸的新聞自由狀況呢？您觀察到了進步的方面，或者什麼積極的訊號嗎？

貝爾：我認為，存在著兩種趨勢。二十年前，中國大陸根本沒有新聞自由。現在的新聞自由度比以前大的多，比如在報導腐敗案件的時候。不過，與此同時，大陸地區還是有一些新聞報導的禁區，比如一些黨內事務，以及一些有關台灣的話題等等。大陸媒體被告知，這些問題是不可以報導的。

德國之聲：如果讓您比較一下，香港在二十年前和如今的新聞自由度，您又如何評價呢？

貝爾：總的來說，香港是擁有新聞自由的。但是我認為，香港媒體有一種不斷增長的自我審查的趨勢，特別是在一些特定的領域。台灣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一個。一些媒體分析家也指出，一些中文報紙在報導大陸新聞時，失去了從前所具有的批評性。這和香港政府無關，主要是來自北京的壓力。

德國之聲：您認為，香港媒體為什麼要進行所謂的自我審查呢？

貝爾：我想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很多媒體集團的擁有者本身是商界巨頭，他們和大陸之前有很強的經濟聯繫，他們不想破壞這一關係。此外，北京政府在香港的代表也施加了一些壓力。特別是在有關台灣的話題上。他們很明確的表示，這是一個愛國主義的話題，媒體在報導時應該遵從北京設定的路線。

（採訪人為本台廣播部記者石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