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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融入史第二篇: 万能的爸爸

2018年9月30日

读完歌德"浮士德"的中文译本之后,张丹红对没有学成德语还是感到有些遗憾。不过没想到下一次机会很快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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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Danhong
本文作者张丹红图像来源: Volker Glasow

(德国之声中文网)"浮士德"显然超出了一个十岁孩子的理解能力。但即使隔着一层中文翻译,我也能感受到歌德诗句那令人震撼的美感。记得有一次我一边读"浮士德",一边啃一块硬邦邦的蛋糕。说起蛋糕,我认为中国人将全部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投入到了烹饪各种菜肴,对甜点却有点儿漫不经心。蛋糕在我小时候儿只有一种:圆滚滚的鸡蛋糕,几分钱一个。尽管如此,它仍然属于奢侈品,父母舍不得吃;而当蛋糕硬到能当凶器的时候,孩子也舍不得扔。我看书入了迷,对蛋糕的味道全无知觉。当只剩下一小块儿的时候才发现整个蛋糕已经被蚂蚁蛀空了。我至少咀嚼了上千只蚂蚁!不过除了震惊和恶心之外,这一次计划外的蛋白质摄入并没有给我造成什么伤害。直到今天,一提到"浮士德",我仍然不由自主地想到蚂蚁。

更多阅读:我的融入史:一听钟情

读"浮士德"的中文版,还引发了我的另外一种情感 - 对德语的渴望。翻译都让我如此陶醉,原文该是怎样的美不胜收?!是德语的魅力还是歌德诗情的魔力?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假如我爷爷干庄稼活儿的能力略微强一点儿,秋收的时候不用雇帮工,那么我现在一定坐在外国语学校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可能已经会读原版的儿童文学作品了。生平第一次我对无缘见面的爷爷产生了不满。

新时代开始

正当我的思绪在歌德、爷爷、浮士德和蚂蚁之间徘徊的时候,1976年10月初的一个晚上,爸爸对我耳语:四人帮被逮捕,文革结束。一切都会好起来,爸爸神采飞扬地宣布。我当时没有想到,外国语学校的大门不久又对我敞开了 - 至少是开了一条缝。

当时正准备中学升学考试,这是文革后教育攻势的一部分。当时北京的中学划分为三类 - 市重点、区重点和普通中学。一所小学升市重点的学生越多,该校的校长就越有成就感。不过1978年夏天,外国语学校突然在全北京统一招生,打乱了小学校长们的计划。

听到这个消息,我顿时心花怒放。这一回不再审查祖父辈的阶级成分,而是考试成绩说了算。据说学校将推荐三名优秀学生参加外国语学校的招考,我坚信自己将是三人中的一个。但是我估计错了。回到家里,失望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

为女儿摘星捧月

我爸爸属于那类将女儿幸福视为自己最高使命的父亲。第二天他就去找小学校长。"您女儿是唯一有把握考上市重点中学的学生,所以我们不能让外语学校把她要走",校长直截了当地说。爸爸反驳:更重要的应当是女儿的前途,不是学校的统计数字。"其实我就是让您女儿去参加考试,她也没希望。5000名考生,人家只收72个。而这5000人没有一个是滥竽充数的",校长换了一个策略。"既然她没有考上的希望,那您就更可以放心让她去试试了",爸爸毫不妥协。谈话结束的时候,他的口袋里装着学校的推荐信。

Zhang Danhong mit ihrem Vater im Jahr 1967
儿时的张丹红与父亲合影图像来源: Privat

作为候补考生,我连桌椅都没有。当监考老师去想办法的时候,我站在大约30名决一死战的同龄人面前,尽可能自信地应对他们好奇的目光。我当时感觉像参加一场障碍赛,赛跑的终点线忽近忽远。

几个星期之后,校长抱着复杂的心情祝贺我获得外校招考第二名的成绩。我也高兴不起来,毕竟学习德语的目标只实现了四分之一,因为我同样可能被分到英语班、法语班或日语班。

最优秀的去德语班

爸爸二话没说跨上自行车,斜穿北京城直奔外国语学校。我当时属于那类坚信爸爸什么都能办到的女儿。结果确实如此。当爸爸一脸灰尘和汗水地走进家门时,我马上知道:任务圆满完成!

"其实我什么都不用做",爸爸告诉我:"负责分班的女老师说,你已经被分到了德语班。"原因是:在英、法、德、日四种语言里,德语最难,因此德语老师把考试分数最高的三位同学都集合到了自己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