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香港媒体报道摘要

据《明报》报道，中国大陆学者何光沪最近因要到新加坡参加学术会议到达北京机场，但被阻止出国，理由是“出境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何光沪推断他被阻出国的原因，是刘霞曾开过一份邀请出席诺奖颁奖礼名单，据说他的名字就在其中；何光沪教授撰文评述此事，他的香港友人遂把文章交予《明报》发表。何光沪文章的标题是《我的抗议：人民没有安全，“国家安全”还有意义吗？》

据《明报》报道，文章写道："文明世界的各国宪法以及中国政府签署了的国际公约规定：人民有通讯安全和获取信息的权利，有人身安全和旅行自由的权利，有财产安全和拥有财产的权利。这些规定的基础，是天理良心都认可的神命或自然法则，因为这三方面的安全或权利，是生存的基本条件--即使是一只羊，如果不能获取哪里有水草哪里有虎狼的信息，如果没有走近水草和逃离虎狼的行动自由，如果没有留存过冬的草料，都无法生存；即使是一只狗，如果把它的活动空间大大缩小，禁止离开，它都会用叫声表示抗议。何况人呢？"

文章接着写道："因此，剥夺人的上述三项基本权利，无异于剥夺人的生存权！用强力禁止人离开一定的空间，无异于把那个空间变成监狱！用暴力限制人身自由而没有合法根据与合法手续，则无异于绑架。由此，我们就很好理解最近在美国出版的华文报纸对华侨的法律告诫：不要因为讨债之类事情，就限制别人的行动自由，因为那会涉嫌绑架罪，而绑架罪的性质之严重程度，几乎等同于谋杀罪！"

何光沪接着写道："事情已经成了这样：我认为你“可能”会危害我的安全，我就可以侵犯你的人身安全，剥夺你的行动自由！我认为你“可能”会骂我（“你”指上两段说的有关民众，他们不可能使用暴力即“打”，顶多能使用语言谴责即“骂”），我就可以把你捆起来！这就是现在在中国大陆经常地、大量地发生的事情的实质！这里所说的“我”，是所谓“国家”，其实是政府，更准确些说，是一些掌权者。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国家”的名义，耗费人民大量的财富，训练使用大量的警察，封锁信息，箝制言论，压制批评，围堵上访……这里所说的“你”，是包括工人、农民、教师、学生、业主、雇员、商人……甚至公务员在内的“人民”。因为大家都明白，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任何一个人，如果不掌权，都“可能”面对这种遭遇，今天是张三，明天就会是李四……"

政改方案历史性通过

在香港内部局势方面，政改方案历史性通过，2012年新增10个地区直选议员，及5名"超级区议员"，各大政党政团均磨拳擦掌，希望扩大政治影响力，就连一再斩钉截铁地说过不会再参选的前立法会议员、工联会副会长陈婉娴的口风亦松动起来，说政改方案历史性通过，促使她有意考虑重返议会。据香港《文汇报》报道："陈婉娴23日获香港岭南大学颁授荣誉院士衔，显得心情甚靓，更一改口风，说自己曾经一度退意已决，但因为政改方案的通过，令她对香港未来的政制发展重燃希望：政改方案通过推动香港政治发展迈进重要一步，甚至是对功能界别的重新定位，"如果原地踏步，我觉得我的工作及责任已经完结，但作为'老将'面对新的发展形势，我会看到在政治路上出现进步空间，故促使我愿意再去思考出选问题。"

中国愤青的不良情绪

香港专栏作家陶杰在《苹果日报》撰文，讽刺中国愤青的不良情绪。陶杰以其独有的辛辣风格写道："钓鱼台问题，中国愤青说要抵制日货，现在美国和韩国一起军演，联合“侵略”黄海，这一招龙舟挂鼓，直插肛阴，凡有血性的炎黄子孙，却如何忍得了。……但心智正常的人都知道，以今日之“综合国力”，想做到这三点，根本不可能。在“综合国力”高强的时候，反而抵制不了日货，那么在“综合国力”低贫之际呢？告诉今天患了集体失忆症的人士：那时候是不一样的。一九二一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以旅行记者身份，派去中国旅行，访问上海、南京、汉口、长沙，……。到了长沙，芥川龙之介去参观一所学校，有这样的记述：“招待我的，是一个年轻教师，他有一张古今罕见的凄苦脸孔。学校为了反日，学生一概不用铅笔和尺之类文具，在课桌上摆出笔墨砚，用来算几何和代数。原来当年铅笔、间尺、圆规之类的文具，全是日本的轻工业产品。砚台、墨砚、毛笔，本来是作文用的，学校照样用来做代数和几何。那时候的中国人穷不穷？穷。“综合国力”低不低？低。有没有骨气？有。芥川龙之介的支那游记，看不起中国的贫愚，但看到民间因“二十一条”的余愤未消，反日的气概直达学校，知识分子发起，身体力行，芥川龙之介还是很钦敬的。"

陶杰继续写道："这是八十年前的事。今天听见大陆时而喧喊“抵制日货”，打个哈哈，隔岸欣赏。况且，美、日、韩三国的产品，无论创意、品味、质量，都是文明的先锋。人生苦短，择优而崇，享用好东西，从美国安吉斯到日本和牛，到韩国的化妆品，先要对得起自己，多买，多用，好。"

李华 摘编